孙维世（1921-1968）
■ “我们两家是世交啊”
1950年的炎炎夏日，我年仅8岁，便跟随双亲乘坐水路船只，自重庆一路驶向武汉，继而又转乘火车抵达了北京。自此，北京便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，我在此地定居下来。
我抵达北京后观看到的首部剧目，便是这部民族歌剧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。那天，当我抵达首都剧场的门前，门卫拒绝了我入场的请求，理由是儿童不得入场。那时的我正值生长发育的初期，体型瘦小，头部略显细小。父亲见状，急中生智，便向他们解释我们是受赠的观众，得到了孙维世导演的赐予。他取出装有赠票的信封，展示给门卫，信封上印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官方标志，信皮上清晰标注着我父亲的名字，右下角还签名了“维世”二字。
此法果然有效，他们便准许我随父母一同进入。我那颗幼小的心，原本紧绷，此刻却渐渐放松，喜悦之情难以言表。那部歌剧《王贵与李香香》系由李季的长诗改编而成，导演并非孙维世，亦非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剧目，而是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义上演。或许因孙维世与编剧于村关系密切，故而分配到了较多的门票，便慷慨地分赠给亲友，我家也因此有幸获得。
自那之后，我意识到我们家有望获得免费门票，得以观赏演出。所谓的赠票，我父母称之为“兰姑姑”。虽然我始终未曾见过兰姑姑，但她的亲妹妹，我父母称作“粤姑姑”的，却多次莅临我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自然明白了兰姑姑的真名叫孙维世，而粤姑姑则是孙新世。
左起：孙维世、邓颖超、周恩来、孙新世
晚出生的我，对上一代的故事，仅限于听闻。我的祖父刘云门，早在1932年便离我们而去了。而我自己，在祖父逝世十年后才呱呱坠地。近几年，粤姑姑自美国归国，约我在贵宾楼的红墙咖啡厅会面，一见我，她便热情地高声说道：“心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两家可是有着悠久世交呢！”
总体而言，兰姑姑与粤姑姑，她们还有三位兄弟，他们的父亲孙炳文与母亲任锐于1913年在北京结为连理，我祖父刘云门担任了他们的证婚人。婚宴之后，一张在什刹海北岸会贤堂饭庄前的合影至今仍保存着。1922年，孙炳文与朱德前往德国前夕，曾短暂寄居于我祖父家中。1924年，我祖父受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。翌年，母亲遭遇困境，被孙炳文与任锐接至其家中居住。然而，不久后他们便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，母亲随即被安排至任锐的妹妹任载坤——冯友兰夫人——处暂居。因此，在我步入文学圈后，便将宗璞尊称为“大姐”，然而却遭到母亲的责备，她认为我应该称之为“璞姑姑”。兰姑姑、粤姑姑均系宗璞的表姐，她们与宗璞同辈。
孙炳文与任锐的结婚照片中，最右一排的第二个位置尊荣地坐着证婚人刘云门先生。
■ “我要兰姑姑的票”
自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以来，孙维世导演执导的首部作品便是《保尔·柯察金》。该剧的门票也辗转送至我家，然而，哥哥姐姐却先行观看了，我未能如愿。那时，我父亲先是服务于海关总署，后转至外贸部任职。兰姑姑赠送的票券，似乎都是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父亲的工作单位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看到父亲下班时从衣兜中掏出一个信封，便兴奋地跳脚高呼：“我要兰姑姑的票！”然而，父亲却向我摇了摇头，向母亲解释道：“这次并非是票，而是一封信，邀请我前往她家共进便餐。”
兰姑姑与粤姑姑均以“天演兄”称呼我父亲，而对我母亲则尊称为“刘三姐”，或者简单地以“三姐”相称，这是因为在我母亲娘家，她是排行第三的女儿。后来我才了解到，兰姑姑与著名演员、饰演保尔的金山先生喜结连理，他们的婚礼早已举行，而特别邀请我父亲出席，恐怕是对这份世交的深厚情谊表示的重视。那日，父亲带回了一瓶葡萄酒，自豪地提及兰妹（他总是这样称呼孙维世）曾告诉他，这瓶酒是周总理所赠。不久将有贵宾到访，父亲便高兴地开启这瓶美酒，与宾客们共享这份喜悦。
1950年《保尔·柯察金》影照
主演：金山、张瑞芳
孙维世和金山
父亲归家，手中捧着兰姑姑所赠的戏票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这全是你的！”原来，兰姑姑将她在舞台上演绎的儿童剧《小白兔》制作成了舞台艺术片，由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精心拍摄。我遂邀约了两位同学，一同前往新街口电影院。那日，我们参加的是一场预映活动，正式公映前的招待场。我听见父亲与母亲低语：“兰妹自15岁起便在上海登台演电影，她对电影艺术可谓是了如指掌，拍摄起来游刃有余。”遗憾的是，此后兰姑姑并未再涉足导演电影领域。
兰姑姑再一次赠票，是她导演的果戈里的名剧《钦差大臣》，我高兴地跟母亲去东单拐角那里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专用剧场观看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，全剧演到最后，台上台下都在笑，忽然一个大声说：“为何而笑？笑自己吧！”随后，所有演员以各异姿态定格不动，观众们也瞬间陷入沉默。随着帷幕缓缓落下，观众们热烈地鼓起掌来。
兰姑姑，于1939年远赴苏联深造戏剧，恰逢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1938年仙逝。当时，其嫡传弟子列斯里正值风华正茂之际，兰姑姑得以成为他的学生，从而有幸继承并深入学习斯氏体验派戏剧的真谛。
■ 周总理劝：好好说话
1956年夏日，兰姑姑自青艺别离，转至新成立的中央实验话剧院。该剧院由资深戏剧家欧阳予倩担任院长，兰姑姑则担纲总导演之职。
在新剧院，她仍不时给我父亲寄戏票。她根据剧作家岳野的剧本，导演了《同甘共苦》。但是父亲不让我去看。这个戏写的是一个建国后已经升到相当高职务的干部，他参加革命前，父母包办婚姻，娶了一个乡下没文化的姑娘，他后来就离了婚，与革命队伍中有知识的红颜知己缔结良缘。这样的人物经历其实也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剧作家却结撰出以下情节：这位干部下乡进行工作指导时，意外地遇到了前妻。为了使剧情更加尖锐和复杂，剧本中还描绘了干部的母亲，这位母亲一直由前妻悉心照料。为了不让婆婆的心情受到影响，前妻隐瞒了他们离婚的事实。以至于当干部回到家乡指导工作时，他的母亲还误以为他是回来与媳妇团圆的……
《同甘共苦》剧照
张颖女士，曾服务于周总理并在其中南海西花厅居住地出入自由，在观看《同甘共苦》一剧后，于周总理面前与兰姑姑发生了争执。两人年纪相仿，张颖女士年轻时亦曾登台表演，她认为此剧不宜搬上舞台，内容被认为不健康。兰姑姑反驳道，展现生活的复杂性和命运的曲折何来不健康之嫌？并宣称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。周总理见状，劝告双方保持冷静，理性沟通。
■ 最后获兰姑姑戏票
那一次，我最后一次手握兰姑姑赠送的戏票，已然是1962年的时光。那日，我得以观赏她执导的《黑奴恨》，这部作品是根据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精心改编而来。追溯至1907年6月，欧阳予倩、曾孝谷、李叔同等先贤所创立的春柳社，在日本首次将这部改编的五幕新剧搬上舞台。岁月流转至1961年，欧阳予倩再度对剧本进行了修改与润色。
1961年，欧阳予倩尚健在，彼时他担任实验话剧院院长，已是一位72岁高龄的老人。而兰姑姑比他晚出生了三十余年，当时年仅40岁。执导这样一位中国话剧界的前辈巨匠的剧作，所承受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。2018年，我在电视上观看了中国国家话剧院资深演员田成仁的一段访谈，他讲述了57年前在《黑奴恨》中的演出经历。原来，在排练这部剧时，原本选定的主角是一位体型胖壮、颇富经验的演员，他的体型与原著小说中的描述相符。然而，导演却总觉得这位演员并不合适，于是决定让他停下。当时，兰姑姑正在剧院里排戏，剧院的每个人都想一睹她的风采，田成仁也不例外，他躲在一旁默默观看。没想到，兰姑姑一眼就发现了田成仁，并点名让他进入排演空间，为大家展示一段表演。田成仁回忆说，那天他感到非常害羞，试图逃避，但《黑奴恨》的排练也因此暂时搁置。
1961年首演话剧《黑奴恨》
约莫半月之后，剧院再度启幕排练，并公布了角色分配，男一号黑奴汤姆将由田成仁出演！由此可见，在停排期间，兰姑姑不断探索舞台艺术的创新。尽管田成仁的身材瘦高与原著中的汤姆形象有所出入，但她此次并不追求外在的相似度，甚至也不拘泥于单纯通过体验来挖掘角色的“种子”与“动机”。相反，她广泛借鉴了布氏体系的表现派手法，在人物的站姿、动作，以及与其他角色的形体交织、搭配、互动中，力求营造出一种令人心潮澎湃的雕塑感。
1964年，兰姑姑毅然踏足彼时的石油重镇大庆，与那里的工人们及他们的家人共同生活、共同劳作。次年，她挥毫泼墨，创作了话剧《初升的太阳》，并由金山担纲执导。1966年的上半年，这部作品携带着她的心血进京献演，一时之间引起了轰动，好评如潮。这无疑是她努力为中国话剧领域开辟新篇章的杰出力作。
周总理亲临大庆进行视察，期间亲切接见了正深入大庆地区生活的孙维世同志。
然而，自1963年起，我与父母失去了联系，此后也就再也没有收到兰姑姑赠送的戏票。
我偏爱那些怀抱坚定信念的人，那些对自身事业深信不疑的人。当一个人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，他便能成就一番事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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